与白羊部逃到这里，与此处的匈奴军队会合，防御汉军的进攻。
驻守在此的匈奴军，也只是杂牌部队，跟楼烦部、白羊部一样，战斗力并不怎么样。卫青命令大军急攻高阙，匈奴军队以及楼烦、白羊部落焉是对手啊，被汉军杀得尸横遍野，狼狈鼠窜。
汉军初战告捷，斩杀敌军二千三百人。
汉军乘胜追击，攻克榆溪要塞。这个要塞是蒙恬北逐匈奴时所修建的一座古代要塞。紧接着翻越梓岭，渡过北河（汉时黄河在河套地区有南北两支，北支称为北河），这里是匈奴一个王的地盘，称为蒲泥王。
蒲泥王与白羊王、楼烦王的残兵败将且战且退，退至高阙以西的符离要塞内，据塞固守。
卫青指挥大军强攻符离要塞，这是河套平原上的最后一战，匈奴军队负隅顽抗，战斗极为激烈，但是汉军勇猛无比，越战越勇，最后蒲泥王、白羊王、楼烦王抵挡不住，退入北部的阴山山区。这一役，汉军斩杀敌军三千零一十七人。
至此，河南地的敌军基本上被消灭在黄河的北线。
卫青率军沿黄河继续南下，围歼残余的游兵散勇，从高阙到汉西部边关陇西，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另一块肥沃之地宁夏平原，也被占领。
河南地全部落入汉军手中！
凯旋的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刘彻兴奋得彻夜难眠。
卫青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此役歼灭匈奴及楼烦、白羊部落共计五千多人，占领了匈奴人最肥沃的土地河套平原与宁夏平原，虏获的牛羊马匹数量多达数十万头（《汉书》记有百万头之多），广阔的河南地全部并入中国，帝国的心脏长安的潜在威胁不复存在。
汉帝国与匈奴的边境北推到阴山山脉。
自冒顿匈奴汗国兴起以来，匈奴从未遭过如此惨败。
卫青居功至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追随卫青出征的将领也沾了光，校尉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
汉军夺取了河南地，同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在卫青制订河南战役计划时，北方边境的上谷郡和渔阳郡正遭遇匈奴人的进攻，汉武帝刘彻把不顾北方边境的险情，毅然把主力西调，发动河南战役。
为了牵制汉军在河南战役中的攻势，匈奴对上谷郡发动强大的攻势，企图迫使卫青的远征军回师，但没有影响武帝夺取河南的决心。
上谷郡的守军在匈奴的攻击下，主动后撤，放弃了上谷郡北部的造阳地区。
河南地并入汉帝国的版图，但问题随之而来了。
这里有肥沃的河套平原，但是匈奴人、楼烦人、白羊人被赶跑了，汉人又还没有进来。这种情况下，如果要重兵屯守，军队的给养补充可是大大的难题，但是如果放弃屯守，岂不是将胜利又拱手让给匈奴人吗？
刘彻让大臣们去商议这件事。
中大夫主父偃说：“不仅要派重兵屯守河南，而且还应该把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军事重镇，作为以后消灭匈奴的根据地。河南地有三大优势：第一，这里土地肥沃，可以成为一个粮食基地，日后征伐匈奴时，粮草可由此处提供，这样就减少内地粮秣运输的艰难。第二，北面有黄河作为天堑，是阻挡匈奴骑兵的天然屏障。第三，秦国大将蒙恬曾在这里修筑长城和要塞，虽然年代有点久了，但只要修缮一下，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的。”
但是主父偃的建议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理由是不切实际。
最卖力的反对者是御史大夫公孙弘，公孙弘是一个儒家分子，当时武帝刘彻正大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公孙弘受到重用。
反对派认为，要在僻远而无人烟的边关，建立军事重镇，需要多少的人力和物力，而这些人力和物力，都必须由内地辗转输送，如此浩大的工程，足以将帝国的财力拖垮。反对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当年秦国蒙恬以三十万人之众修筑朔方城，但蒙恬到死，朔方城也没能建成来。
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刘彻却坚决支持主父偃的主张。
刘彻指使朱买臣与公孙弘在御前大辩论，结果公孙弘被驳斥得哑口无言。
为了帝国的安全，刘彻不惜任何代价。
于是在河南地设立朔方郡，归属帝国政府管辖，在河套平原上，修筑朔方城。朔方的意思就是北方，朔方城名称的由来，是《诗经》中的一句诗：“出车彭彭，城彼朔方。”
卫青的副将苏建负责督建朔方城，并同时修缮秦国大将蒙恬所筑建的军事工程，政府征集十几万人前往兴筑。一时间车辚马萧，从帝国的东方到朔方郡的运载车队，络绎不绝于道。建城所需的工程器械，十几万士卒民工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生活物质，源源不断经千里输送到达。政府的机器高效地运转着。
同时，政府招募十万人，移民朔方郡，以开发这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将这片富饶的土地变为前方战争的粮食物资供应地。
两年后，一座崭新的巨大城堡建成了，巍巍矗立在河套平原之上，面朝阴山，而在阴山的那边，便是匈奴人的腹地。修筑这座坚固的城堡，耗费的银两超过千万之巨，国库为之一空。
代价巨大！然而在未来的汉匈战争中，朔方城的巨大的战略意义便逐渐显现出来，但在此时，无论是汉帝国的多数大臣，还是匈奴汗国，却没有意识到这点。
在河南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汉帝国又得到一个惊喜：匈奴太子于单向汉政府投降！
这一年，匈奴军臣单于去世。于单是军臣单于的儿子，是匈奴的法定太子，正当他准备继任单于时，他的叔叔、手握重兵左谷蠡王伊稚斜却起兵造反，抢先一步，自立为单于。
匈奴爆发内乱！
伊稚斜率部与于单交战，结果于单不敌，向南逃窜。
伊稚斜视于单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单走投无路，望着广袤无边的北地，于单叹了口气：“我匈奴幅员辽阔，但竟无我安身之处啊？”于单的部下劝说道：“太子殿下，于今之计，只有南逃到汉帝国了方可摆脱伊稚斜的魔掌啊。”于单很无奈地说：“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于是逃进汉帝国境内，向中国投降。
刘彻得讯后大喜。自从匈奴汗国成立以来，于单是向中国投降的最高级别的人物，这无疑大大鼓舞了汉军击败匈奴的信心。
匈奴流亡太子于单在汉帝国受到隆重的欢迎，刘彻封他为涉安侯。只是这位流亡太子丢了太子位，寄人篱下，郁郁寡欢，竟然过了数月便与世长辞了。
匈奴的这场内乱，对汉帝国来说，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出使西域的英雄张骞，在返国途中，被匈奴人逮捕，被拘留了一年多。伊稚斜与于单的交战，使得匈奴人放松了对他的警戒，张骞趁机逃回了中国。有关张骞的伟大事业，将放在后文详述。
河南地的丧失，令高傲的匈奴人大感震惊。
他们方才明白，所面临的对手大汉帝国，是何等的可怕。
一场对汉帝国的疯狂反扑，将如同狂风暴雨袭来。
【四、漠南之战】
匈奴伊稚斜单于发誓要对汉帝国发动最强大的报复。
匈奴人的攻势一波接一波。
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匈奴骑兵数万人入侵代郡，代郡太守以身殉国，军民被俘一千多人。不久后，匈奴骑兵再度击破汉军要塞，深入雁门郡，血洗雁门，屠杀俘虏汉军一千多人。北方边境线承受巨大的压力。
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匈奴纠集了九万大军，兵分三路。一路再度入侵代郡，代郡连受兵祸，成为北方战线的重灾区；一路攻入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另一路则兵掠上郡。汉边塞守将虽英勇抵抗，仍遭到重创，战死与被俘者多达数千人之多。
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匈奴开始意识到汉军在河南地所筑建的军事基地朔方城，对匈奴漠南地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于是匈奴右贤王多次出兵攻打朔方城。但是耗费汉帝国千万钱所修筑的朔方城，城高墙厚，军需物质储备充足，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任由匈奴人铁蹄往返多次，朔方城仍然巍巍耸立在河套平原之上。
卫青出击匈奴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大大刺激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尚武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从皇宫到寻常乡村，大家都热衷的运动便是骑马射箭，年轻人怀抱着建功立业、驱逐北虏的信念走向战场，为民族与个人的荣誉而浴血疆场。“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近世大学问家章太炎称“汉人坚强好勇”，又发感慨“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生机勃勃的时代，最刚强勇猛的时代。
激扬尚武精神，首先从帝王始。武帝刘彻，虽以“独尊儒术”而闻名天下，然而其骨子里头，恐怕并非是一名儒士，而是一名武士，《汉书》载他“手格熊罴”，悍勇如此。他刚强果断、雄心勃勃，他既尊敬有学问的人，更欣赏勇者。所以武帝时代，不仅是武将，包括许多文臣，其实都是文武双全、胆略过人。
比如当时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便是文武双全之人，少年时既饱读诗书，又苦炼击剑，因为骑射俱佳，担任过景帝刘启的武骑常侍，在武帝时，曾官拜中郎将，为打通西南夷立下汗马功劳。再比如武帝时著名的东方朔，也是文武两全，他在自荐书中几乎把牛皮吹破了，可谓古今一篇吹牛奇文，自称“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大言不惭，不过他也是个有胆有识，且射术高超的人。
皇帝就是喜欢有勇有胆识的人。
民间的习武之风遍席国家的各个角落，这是一个勇者的时代。
民间尚武精神的漫延，引起了儒家分子、宰相公孙弘的警惕。
公孙弘对民间尚武的仇恨由来已久。在元朔二年，公孙弘力主诛杀当时名震天下的大侠郭解，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侠义之道，从墨家到侠客的传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元朔五年，面对匈奴人三年来咄咄逼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