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 第29部分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　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　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　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　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　对新闻记者也强调：“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　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　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　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　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　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　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　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　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　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　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　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　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　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　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　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　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　“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　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　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　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　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　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　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　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　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　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　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　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　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　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　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　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　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　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　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　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　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　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　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　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　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　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　发表书面讲话，称“此行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心得。”张的讲话使国人不满，不得不调　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证明，他们在日确没有同日本谈判政治军事问题。仅有一次涉及经济提携，张　的表态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灭冀东伪组织。

张等还有一次与日本少壮军人吃饭，日方挑衅，言称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反对日本。　何基沣致答词否定。

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　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　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　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　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　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病。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　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　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　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　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　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　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浩浩荡档地返回山东乐　陵县后颜家村老家。自从投笔从戎以后，几十年间他很少回家居住。此次宋已是国家上　将军和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衣锦还乡言之不过。

宋家老屋只是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小四合院，岂能容下全家20几口和勤务、秘书、幕　僚及一个警卫连的居住。在来之前，宋已在后颜家村选购了宅院地基，新建了前后两座　二层楼的宋家大院，留给随员居住。

宋到家后，来访乡绅耆宿络绎不绝，宋与风水先生堪舆墓地。变得精神松弛，露出　了很久少见的笑容。

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非常重视家乡。

回乡几天，即在宋的主持下，成立了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县志局，并聘请编撰　人员数十人编写县志。组织修缮文庙，建设了图书馆等。此外，他还选送家乡13—16岁　子弟兵500名，到二十九军当兵，编成学兵营，送往南苑军事训练团训练。

宋返家乡，亦非完全休假，他随时通过携带的短波电台与平津保持联系，并以幕僚　戈定远、王式九等往返于南京、天津与乐陵之间，磋商各类要事。

在这期间，各种迹象表明，战争可能一触即发。作为一个统帅此时离开确实不妥，　但无他策。

由于对敌人内情一无所知，长期胶着相处，摩擦——冲突——解决，已使麻痹意识　渐渐滋生，而且二十九军上下普遍有一种轻敌思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　们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可　以把日本军队打垮。”宋将军在鼓励士兵时，经常这样讲：“真打起来，我们这个军毫　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和他们较量过，两军杀到　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

大战临头，不光宋将军轻敌，6月22日蒋介石派人给宋送来的亲笔信中，也只是说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