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行，”他呐呐自语，“真的不行。我们手无寸铁，除了任人宰剖这条路，还有其它的路吗？若要复仇，光凭示威怎么行？拿起武器吧！”
就在这一天，他萌发了组建城市游击队的念头，并决心立即付诸实施。
“你们去了，就安心地去吧，活着的人要继续战斗！”离开墓地时，他说。
最初的“战斗”被唤作“使权力机构残废”的运动。
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着P38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
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油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他。他闭上眼睛，心想自己一定完了。几声沉闷的枪响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膝盖上发出难以忍受的剧痛。
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也相继发生恐怖分子射击政府官员膝盖的事件。
库乔说：
“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人，打碎他们的膝盖，他们便终身不能走动。他们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残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库乔把他的组织命名为“红色旅”，并选定了“红色旅”的徽号：一枚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
最初那些日子里，“红色旅”几乎每次行动都得手，实力不断得到扩充。他们有纲领和目标，鼓吹通过暴力达到它们，并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切，强烈吸引着各阶层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甚至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红色旅”。到一九七三年，“红色旅”发展到四百多人。
城市游击战开始升级。“红色旅”除了绑架政府官员外，还进行炸弹攻势。一九七三年，菲亚特汽车公司的陈列室被炸。誓察赶到现场，肇事者早已遁去，唯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断壁上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印着“红色旅”的徽号。
警方始知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但认为它和大多数恐怖组织一样，是一群乌合之众和亡命之徒，不足为患，没有认真对付。
他们错了。
打那以后，“红色旅”在各地不断制造暗杀、爆炸和绑架事件，无往而不利。每次都干得十分漂亮。突然行动，突然离去，警方莫蹈其踪。
“红色旅”的组织极为严密。它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每个小组有三名成员，每六个小组构成一个“核心”，再由各地的“核心”构成旅部，象埃及金字塔一样层层向上。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位意大利官员形容道：
“它（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象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个小组的成员落网，元论警方怎样盘问，都不可能从他嘴里得到线索，因为他只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事。即使一个小组的成员悉数被捕，也绝不会涉及到其它小组。
警方成立了一个待别行动小组，专门对付“红色旅”。双方明争暗斗数年，互有胜负。一九七五年夏天，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库乔被捕了。
警方欣喜苦狂。司法部门立即着手准备审判事宜。
然而，几次审判都不了了之。库乔不断在法庭上发出恫吓。“红色旅”也在极力阻挠对自己首领的审判，并一刻也没有忘记设法营救他。3
距上一次审判十个月以后，大法官巴巴诺把新的陪审团组织好了。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人说，意大利人天性懦弱，这话不假。都灵市的市民们对“红色旅”畏之如虎，要选几个参加陪审团的人，真正不易。有些市民为了避免入选，甚至举家迁往外地。一时在世界上传为笑料。
巴巴诺全力以赴，终于组织了一个陪审团。新的审判定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七日举行。
法院派代表把这个日期通知库乔，他不屑地耸耸肩：“不要枉费心机。不会有结果的。”
代表正色道：“这次我们一定要执行对你的审判。”
“说得轻巧！”库乔冷笑。“我不合作，我的同志们也不会坐视这场闹剧开场！”
“你们难道想劫持法庭？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告诉你，为了安全，我们把法庭设在警察营里，还专门从各地调来四千名警察……”
“四千名草包！”库乔大叫。
“法庭上见。”
“见你个鬼！”
距离开庭只有两天了，都灵市戒备森严，一副临战的派头。警察营被层层岗哨和装甲车围得水泄不通。就是一只苍蝇也难飞进去。“红色旅”要想在这里动手脚，难似登天。
这天深夜，大法官巴巴诺床头的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巴巴诺抓起送话器。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这里是红色旅。巴巴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不让审判如期进行。”
巴巴诺抑制住心跳，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不可能。”
“你瞧着好了。”
“后天就要审判，你们还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对方笑了：“还有两天时间，足够了，明天你就会知道的。”
电话挂断了。
巴巴诺拿着送话器发怔。明天？明天他们要干什么呢？
他不由得向挂在墙上的日历投去一瞥。妻子已在睡前把今天的一页撕去，几个黑字映入眼帘：3．16。4
凌晨四点半，前总理莫罗就起床了。他蹑手蹑脚地从妻子依列娜卧室前穿过，到阳台上去做柔软体操。
他是个勤勉的人，习惯早起，可今天起得比平时要早许多。他心里激动，睡不着。
浓重的黑暗笼罩着天际。几颗寒星在树梢上眨眼，窥着这位六十一岁的老人。
他轻松地做完体操，回屋，对着镜子使劲把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去，然后开始洗漱。做这些的时候，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他心情极佳。
对于他来说，今天是他三十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日子。不久前，他解决了意大利战后最大的政治危机——数月来的无政府状态行将结束，各党派在他的周旋下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今天，国会将讨论这个协议。事先他已得到许多头面人物的保证：协议一定会获准通过。
在当今意大利政坛上，莫罗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曾五度出任总理，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一次象这次这样引人注目。人们都说：没有莫罗，意大利早就四分五裂了。现在他们尤其体会到这一点。年底的总统竞选，他是最炙手可热的人选。如果这个协议得到批准，总统的位置一定非他莫属。
七点半，他同妻子共进早餐。
早餐同往常一样简单：意大利馅饼和速溶咖啡，莫罗却觉得特别可口。想起协议的事，他虽然嚼着食物，嘴边还绽出一丝笑来。
依列娜说：“你高兴得有些早吧。”
“我坚信国会一定会通过的。”
依列娜叹了口气，一时无语。过了片刻才慢慢说了这样一句话：“国会能否通过，我不管，我只知道，政治是那样自私自利，而且没有人性。”
莫罗汉理解妻子这话的含义，正想说什么，门铃响了。
来人是莫罗的保镖头目里奇，他是反恐怖小组的警官，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反应敏捷，临事冷静而且有决断能力。近年来，恐怖活动在意大利层出不穷，警方对政府要员实行严格保护，也给莫罗派了五名保镖。莫罗对此不以为然，极力反对警方的决定。他说：
“做为一个政治领袖，就要时时刻刻同人民在一起，如果他们被隔绝起来，那是最可悲的事了。”
的确，他从政几十年来。无论到哪里，总是轻车简从，绝不招摇，有时上班甚至步行。这也是意大利人热爱他的一个原因。
警方不让步，说道：“您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意大利的政局，这绝不是个人的事。”
他无奈，只得服从，但终于拒绝了警方的这个要求：将他的菲亚特牌小轿车换成防弹汽车。
八点半，莫罗准备离家。在门口，他同妻子深情地吻别。每次出去他都要这样做。
“早点回来。”依列娜叮嘱道。
“我知道。”莫罗笑着。“你怎样打发这一天，依列娜？”
“呶，摆弄它们。”依列娜指指楼前的庭院，那里没有草坪，而种满了番茄、大豆和辣椒。初升的太阳为它们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
莫罗走向菲亚特。里奇早已在司机旁坐好。另外四名保镖坐在随车里。
汽车启动。莫罗从反光镜里看到依列娜消瘦的身影在尘埃中一点一点地缩小。
这对情笃的伉俪万没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5
四名“红色旅”罗马小组的成员，静静地站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的交叉处。莫罗若去国会大厦，这是必由之路。
他们化装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雇员，身穿制服，提着旅行包，象是在等候去机场的班车。
他们当中有一个美貌的金发女郎，她名叫安娜，现在她打扮成空中小姐模样。别看她长得娇小玲成，楚楚动人，却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曾就读于特伦多大学，是库乔的同窗和挚友。她是今天行动的总指挥。
这个行动后来被世人称为“最凶猛和最大胆的行动”：绑架莫罗，用他来交换库乔。它的代号是：“宝石行动”。
筹备工作从半年前开始实施。安娜和她的伙伴们多次到这里勘察地形，选择路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实战演练，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譬如，安娜发现，就在他们要下手的地点，每天早晨八点半，有一个花匠便开车来这里贩花。为了不让他妨碍“宝石行动”，昨天夜里，她派几个人潜入花匠的家，把他的汽车轮胎全部刺破。今天，花匠消失了。为了在得手后顺利逃跑，她命人偷来一辆警车。在罗马，唯有警车才能畅行无阻。
马路对面站着几个身穿电话公司制服的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