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假梁王黄皞。壬子，以征虏将军柳惔为益、宁二州刺史。己未，以冠军将军庄丘黑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军将军邓元起为广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诏曰：“荆、雍义举所基，实始王迹。君子劳心，细人尽力，宜加酬奖，副其乃诚。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可普复除。”
五月，乙卯，车驾幸竹林寺禅房宴群臣。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璝拒义军。秋，七月，东军主吴子阳十三军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虏将军王茂先击破之。辛亥，以茂先为中护军。丁卯，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将军陈伯之降。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子虎牙为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诏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辅国将军李元履为豫州刺中。壬寅，尚书令、镇军将军萧颖胄卒，以黄门郎萧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萧璝、鲁休烈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宝寅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甲戌，给大司马钱二千万，布绢各五千匹。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临朝，入居内殿。大司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壬寅，以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甲寅，诏大司马梁王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騑绶。己未，以新除右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东王宝晊伏诛。戊辰，诏进梁公爵为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给梁国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千匹。辛丑，鄱阳王宝寅奔虏，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伏诛。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殻ЧＭ踝油跖裘蝗缇梢恰８纾怨诰な废粜阄闲熘荽淌罚鲁辛炀痰拦局荽淌贰３导荻橹凉檬臁１剑涣和酢６∷龋晖醣υ崔啊Ｏ模脑拢劣希粒侍笱吠夤６∶和醴畹畚土晖酰诠檬欤衅胝罚蝗绻适隆Ｎ斐剑埃晔濉Ｗ纷鹞牒偷郏峁О擦辍�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随纣灭，郊天改朔，理无延世。而皇符所集，重兴西楚，神器暂来，虽有冥数，徽名大号，斯为幸矣。
赞曰：和帝晚隆，扫难清宫。达机睹运，高颂永终。
志第一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