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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诺尔问：“广田的演说留下有文字依据没有？”
重光说：“应该有。对了，第二天的《每日新闻》有详细的报道。”
他继续说：“天皇陛下的近臣木户幸一君告诉我，就因为广田君提出三项原则，就因为他在万人大会上的演说，天皇陛下才器重他，批准他继冈田先生出任日本首相。”
广田一扫前几次出庭那大模大样的神态，把头低了下去。他脸皮发烧，心跳得厉害，暗暗叫苦：“完了，完了！”旋即又想起自己出任首相时，木户幸一向他推荐由重光任外务相，他没有同意，而由自己兼任的事，一定是重光乘机报复他。你重光置我于死地，我广田就送你去黄泉。他要以牙还牙：
“我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重光君接着发表题为《苏联的存在是对日本的严重威胁》的长篇演说，大讲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政治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是世界上大国之一，经济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苏联军事工业发达，军事实力上严重威胁着日本。他说加强日本与满洲国的共同防御，首先是对付苏联，其次才是对付中国。他大讲苏联西伯利亚应成为日本的版图，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北进苏联的军事计划。重光君的演说，同样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每日新闻》同样有详细的报道。”
他说：“因此，重光君受到天皇陛下的器重。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出任首相不久，天皇陛下对我说，应该派重光君出任驻苏联大使。我对陛下说，重光君腿脚不方便，恐怕力不从心。陛下说，无妨，你给他多派两名得力的助手。第二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重光君，他欣喜万分，说自己拄着拐杖一小时可以步行六公里，没问题。”
他面向重光：“我没有说半句假话吗？重光君！”
“我认罪。”重光两眼像掉进沙子似的急眨了几下，“北进苏联，我停留在言论上。当然，言论就是造舆论，所以我认罪。但是，广田君却体现在行动上。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日军与苏军在张鼓峰发生的武装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是广田君和天皇陛下挑起来的。那年六月，他以外务省的名义向近卫内阁写了报告，为了摸摸苏联的军事实力，主张对苏联发动一次试探性的武装进攻。战事发生之后，广田君还兴致勃勃地与当时的陆军相坂垣征四郎君赴前线督战。坂垣君是四十六名被告之一，法庭可以提审他，我说的一点不假。那时，我出任驻英国大使，八月上旬回国述职时，是近卫首相将这一情况告诉我的。他还说，张鼓峰这一仗日军损失惨重，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可小看，近卫君的秘书牛场友彦先生在场作记录，有案可查，广田君，你必须老实交代！”
广田微低着头，感到无法抵赖，只好说：“我认罪。”
古诺尔与向哲浚、布雷布纳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这个问题追查得差不多了，就让三个被告看了两本记录，一一在上面写上“情况属实”，并签了名。
三个被告被押走之后，向哲浚兴奋他说：“很成功！请布雷布纳先生转告基南先生，让被告相互揭发，可以发现他们许多新的犯罪事实。”
下午，在同一间审讯室，让广田弘毅、永野修身、贺屋兴宣相互揭发。古诺尔他们首先追查广田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
广田像雷击一样一惊，心里暗暗叫苦：“我的天！这个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他交代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我向冈田首相建议，日本要想全面控制华北地区，最好的办法是设立一个统管华北地区的行政机构，名为中国人掌权，实为日本人控制的政务委员会。我的建议得到冈田首相的重视和天皇陛下的圣准，并把这个政务委员会的组建任务交给我。”
他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打电话给在华北的梅津美治郎，要他以日本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何应钦谈判。日本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方面取消上述两个委员会，成立新的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和北平、天津二市；政务委员会为半独立性机构，日本政府可以直接与其进行接触；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由中国方面指派，副委员长由日本方面推荐。梅津要挟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是无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存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中国政府负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同意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派宋哲元为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好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为副委员长，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感到自己有职无权，更不愿意与汉奸们同流合污，半年后就辞去了委员长职务，日本政府擅自任命王克敏为委员长，华北实际上成了完全由日本控制的第二个伪满洲国，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敞开了方便之门。
广田生怕引起永野和贺屋的揭发，说道：“这都是我的罪过，与永野、贺屋二君无关。”
向哲浚说：“广田你交代，你们与这个政务委员会进行过哪些接触，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广田沉思一会，交代说：“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我以首相名义派人去华北政务委员，要他们拿出五十万斤粮食和二千匹布匹支援蒙古自治军政府。”
向哲浚极感兴趣地问：“你派谁去执行这一任务？”
广田讷讷说不出口：“老了，记不得了。”
古诺尔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记不得？你是不愿意抱老实态度把问题说清楚！”
广田这才说：“是永野修身君，他当时是海军相。”
“是派我去的。”永野承认，“当时我向广田君提出，这种事应由外务省派人去办，他说他是首相兼外务相，不便出面，外务省次官掘田谦介因病也不能去，我只好勉为其难。我到了北平，刚把事情办妥；广田君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蒙古自治军政府所在地德化市，要德王以自治军政府首脑名义出访满洲国。后来德王去了，并与满洲国外交部签订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同盟协定》。”
“是你们把一个完整的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向哲浚很气愤，“广田你交代，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所谓蒙古自治军政府是怎样建立的？”
广田感到明哲保身不行，于是说：“这是永野修身君和贺屋兴宣君一手干的。贺屋君当时是华北开发总会总裁。”
贺屋很恼火：“是你广田君派永野君和我去干的。我们有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是你。我们接受你的派遣，先要德王调动二万军队进攻察哈尔省东部地区，再建立蒙古政务委员会，三个月之后成立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自治军政府，用成吉思汗纪年，悬挂蓝底红黄白条旗帜为所谓国旗。这纪年，这旗帜，是你亲自制定的。这个政府成立的那一天你发表宣言，说该政府是独立政权，脱离中国政府的领导。你还致电德王，对这个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
永野交代：“我补充交代一点，广田内阁还为建立蒙古自治军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广田君授意秘书龟井辉一郎先生起草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有了满洲国、蒙古自治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就为全面进攻中国创造了财力、物力和地域上的条件。’我在龟井先生那里见到原稿，这段话是广田君亲笔加上去的。”
古诺尔问广田：“这段话是你加上去的吗？”
广田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加上去的。”
向哲浚问：“你们还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哪些接触？”
“记得还有一次接触。”广田交代，“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派外务省次官掘内先生去北平，要华北政务委员会侦缉中国爱国学生的反日行为，当时，北平有两千多大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取缔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取缔汉奸政权蒙古自治军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自然是对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不利，我们非常憎恨，就派掘内先生去北平。几天后，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军的配合下，秘密逮捕爱国学生四百余人，其中有半数人被秘密处死，其余的人押往满洲国挖煤炭。”
他说：“以后就没有接触了。第二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正式占领华北地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作用就不大了。”
向哲浚顺藤摸瓜：“你们三个人对卢沟桥事变各负有什么责任？”
广田一阵昏眩，好一会才恢复了意识，只有发青的嘴唇还恐怖得微微颤动着。他想了想，进行狡辩：“交代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先生，遗憾的是他已经自杀身亡了。”
向哲浚说：“近卫畏罪自杀了，他写的手记还在。你们狡辩不了！”
三个被告变得紧张起来。广田吃惊地张开嘴，贺屋不安地搔了搔秃顶脑袋，永野惶然地搓着两只手。
向哲浚拿出近卫遗下来的五本手记之一的《第一届近卫内阁与日华战争》翻了几页，然后说：“近卫在这本手记里说，昭和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九点，我与外务相广田、大藏相贺屋和联合舰队总司令永野交谈全面进攻中国的事。”
他放下近卫的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