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12月我们能否将曼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祝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他认为，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150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
“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50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15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4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 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