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 “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统一的“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又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以致亲情淡漠。突然间，“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传统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象征出现在小说里。它的毁灭就是科学技术的毁灭。
在短篇科幻《极限原则》里，中国作者陈鹏让科学技术毁灭于更为具体的事故：未来某个时代，多达二百亿的人生活在地面上，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支撑。人类政府试图建造一幢底面积数百平方公里，高达五百公里的巨型建筑来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科学家沃勒教授恰好发明了超级水泥“金刚一号”，可以支撑起如此重负。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后来，政府夺取这一发明，苍促让工程上马，但沃勒却没有进行劝阻。
五十年后，多达一百亿人挤进刚刚落成的“亿丈城”，欢庆它的完工。这时，沃勒留下的一个电脑病毒侵入程序，开始播放他的遗言。原来，他早就发现“金刚一号”水泥并不足以支持亿丈城，它必然在完工后倒塌。但他为什么不阻止这一悲剧呢？“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地球的负担。朋友们，也许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极端。当人类对地球的破坏达到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人类必将遇到大自然最残酷和最疯狂的报复。”《中国最新科幻故事一集》309页。话言落下，亿丈城倒塌了，一百亿人死于非命。“既然人类不愿自我约束自己的破坏行为，只好由地球亲自平衡失控的生态环境。”（同上，310页）
后来，毁灭科学技术，退回田园时代，成了某些科幻作品中自觉行为结果。著名科幻系列电影《星际旅行》中，有一集名叫《星空反击》，讲的便是这个主题。电影在一片田园牧歌般的背景中开场：一个公社式的农业社会，大家共同生活，男人锄地，女人作饭，孩子们在谷草堆中捉迷藏。放眼望去，画面中没有任何科技产物。在这个传统文化社区附近，一群“银河联盟”的社会学家们呆在隐形罩后面，以不影响当地历史进程为原则，进行隐蔽观察。
接下去的情节令人瞠目结舌：原来，这个种族曾经发展出极高的科技，甚至可以驾驶飞船进行超光速旅行。但他们深感科技带来的“罪恶”，甘愿放弃这一切，倒退回中世纪。他们在生活环境中剔除一切科学技术的痕迹，并且严禁孩子们接触外部世界，怕他们被科学所“污染”。这个叫“库伦”的微型社区一共有三百年的历史。某一时期里，有一批青少年偶然间接触到外界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结果被长辈驱逐出去。一百年后，被称为“索纳”的这些后代承载着银河系最先进的技术，飞回来以自己的方式向长辈进行复仇。
这种歌颂倒退，提倡回归自然的电影，或许只有在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代才有可能出现吧。在影片中，库伦人生活在慢节奏的农业社会里。他们对星际飞船“企业号”舰长皮卡德说，我们知道外面世界的快节奏，但不认为那有什么意义。皮卡德则感慨地回答说，是的，最近我们也正努力让自己慢下来！这当然不是在描写一个虚构的外星世界，而是相当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发自内心的，对现代文明的厌倦之情。
与《星空反击》中亿万光年外的世界相比，《The Village》（灵异村）的故事就发生在美国，所以更有现实感。影片同样开始于一派田园风光中。一个密林中的小村落，大家过着公社式的集体生活，穿着十九世纪的服装，点着油灯，靠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过活。这里的青少年从小便被家长们告之，在环绕村子的林子里有某种怪物出没，它们十分邪恶，伤人害命。但它们和村子里的人有约定，只要后者不踏入森林就不伤害他们。于是，孩子们便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们永远要生活在这个小村子里，不能去外面的世界。直到几十年后，才有一个肓女为了抢救自己的心上人，才大胆闯入森林，到外部世界寻找药品。
影片编剧奈特沙马兰曾经创作过《第六感》、《征兆》、《不死劫》等“灵异电影”。观众开始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又是一部讲鬼故事的片子。但到了结尾处，观众们大吃一惊：原来故事里根本没有鬼神，这个小村子就在美国的一处动物保护地深处。几十年前，一群厌倦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人结伴来到这里，秘密隐居下来。为了让这个现代桃花源一代代地传承下去，长辈们不惜制造神怪传说，让后代生活在愚昧中。而由于动物保护地四面有水泥墙封闭，严禁外人出入，甚至飞机都不从上面飞过，结果几十年里，外部世界对这个村子居然一无所知。
在中国台湾作家骆伯迪的《文明毁灭计划》中，主人公竟然是轩辕黄帝。一个中国作家把黄帝作为主人公，显然是要在他身上寄托以某种神圣的理想。而在本篇中，这种理想就是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故事中的姬轩辕生活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多年。当时，人类寿命多达三百岁，大脑百分之九十的区域可以使用。人们凭此发展出水平远高于今天的科学技术。姬轩辕正是这个文明社会的政府首脑。他通过“心理史学”的推算，认为物质文明的高度畸形发展必致大祸，于是，开始秘密地、逐渐地解构科学技术。他让嫘祖养蚕，以代替化纤织物。让仓颉造字，以代表人们用脑波进行的交流。最终，他制定了全面的“文明毁灭计划”，通过基因技术封闭了人类大脑的大部分区域，将寿命减少到几十年。又用“光解机”分解了所有科学技术的产物。扫荡了天空中的所有卫星。完成这些反智主义的行动后，他带着同胞投入了大自然怀抱。
小说结尾处，姬轩辕的一个忠实信徒这样谈着自己的体验：过去我一直怀疑，失去一切文明的事物后，人要怎样活下去呢？可是这一年来，我的生命有了新的体认，内心常常充满了爱的感觉，忙碌、紧张、忧烦等都离我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喜悦与满足……《台湾科幻小说大全》394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世纪之交，在科学技术达到从未有过的鼎盛状态时，科幻领域里却不断涌现这类反朴归真之梦，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它呢？
我能提供给大家的不是答案，只是问题。
郑军杂文集 科幻作品中生态主义者的悲剧性解析
几乎从科幻文艺肇始之际，“科学狂人”的形象就出现在科幻作品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凡尔纳塑造的“征服者罗比尔”，威尔斯塑造的“隐身人一世”，别利亚耶夫塑造的“大独裁者施蒂纳”等等，都是“科学狂人”的代表。不过，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类艺术形象的原形。由道德狂人和宗教狂人制造的灾难和浩劫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而科学狂人却只出现在好莱坞的科幻恐怖片中，（清华大学赵南元）
不过，晚近时期，却有一种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形的“科学狂人”出现在科幻作品里，并且越来越多，那就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者。生态主义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应的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它认为生态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生态主义于二战后诞生于西方，六、七十年代开始升温、逐渐扩大社会影响。现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对这种思想本身，笔者不作评论，仅介绍一下科幻作品中出现的生态主义者形象。
就是在生态主义始为人知之际，艺术家们便敏感地抓到这个新思想，将其引入科幻作品。以冷战为特色的《007系列电影》，在1977年推出了一部与冷战无关的剧集：《The Spy Who Loved Me》（直译《爱我的间谍》，一般译作《007大破海底城》）：航业大亨史登堡反感人类社会，隐士般地移居海底城，在那里找到内心的宁静。他进一步试图用核弹摧毁美苏两国，在深海里重建生态文明。在这部电影里，史登堡对海洋生物充满深爱，而对人类社会十分冷漠。虽然还不是明显的生态主义者，但史登堡这个形象上已经开始具有生态主义的萌芽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现实中生态主义立场变得十分明确，而科幻中的生态主义者形象也鲜明起来。《蝙蝠侠》第四集《蝙蝠侠与罗宾》中，编导刻意设置了“毒藤女”这样一个人物，已经是完全的生态主义者了。“毒藤女”原本是一个女学者——埃斯丽博士。她醉心于基因工程，以保护植物不被灭绝为己任。虽然热爱自然，思想偏激，但毕竟还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埃斯丽被人暗害，因为吸取植物毒素侥幸生还，从此性情大变，自称“自然之母”，要代表整个植物界向人类抗争，建立一个植物称王的世界。
在这部电影里，编导安排了一场内容简单，却堪称提纲挈领的辩论。辩论双方是毒藤女和蝙蝠侠。不过，不是身着蝙蝠装、驾驶蝙蝠车大打出手的蝙蝠侠，而是亿万富翁布鲁斯——蝙蝠侠的公开身份。而毒藤女也恢复了她以前的身份，以埃斯丽博士的面貌，当着公众的面，质问布鲁斯为什么捐赠天文望远镜，而却削减乔木保护计划的捐款，并且开列了一个名单，指控布鲁斯的企业破坏环境。
毒藤女：忘掉那些星星，看看我们的地球吧。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发源处，它值得你保护，值得你付出忠诚。而你却毁掉它的手臂、毒害了它的海洋、侵蚀了它的天空，你在慢慢地杀害它……
蝙蝠侠：你的用意是高尚的，但没有加热用的柴油，没有致冷剂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