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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主流文学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从来没有颁发给科幻小说作家。当然，其中某些获奖者，如德国的赫西、英国的齐普林曾经创作过科幻小说，但却不是因为在科幻小说上的成就获的奖。其它各国的主流文学奖，如日本的直木奖、法国的龚古尔奖、中国的茅盾文学奖等等，也都没有授予科幻小说的例子。
在文学理论中，更是没有科幻文学的影子。笔者能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里，只看到倪匡、张系国这两个科幻作家的名字。大陆科幻作者一个都没被提及。最近有些文学理论著作稍带着分析了一下科幻文学的个别成就。但整体上仍然没有进入文学理论家的视野中来。
当然，科幻作家们不会不感受到这种压力。“只要中国有文学，就有科幻小说，而中国的科幻小说，只有努力提高创作水平，使自己得以在严肃文学中占据一席地位，才有自己的生路。”（郑文光《当代美国科幻小说选序言》摘自《郑文光70寿辰暨文学创作59周年纪念文集》）
这段话是郑文光在八十年代初写下的。里面包含着对科幻文学根本前途的正确判断：科幻文学只有成为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才能有出路。但直到今天，这个理想在中国并没有实现。
考查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必须站到一个大背景中去。这个大背景就是：自十六世纪近代科学创始以来，一直有文学家艺术家试图将科学知识与科学思想引入艺术领域。个别艺术家，如达芬奇、莫尔斯等，甚至有自己的科学创造。同时，也一直有科学家在业余时间进行艺术创作，试图用艺术表达科学实践中单纯用科学语言无法表达的那些内涵，如帕斯卡的散文杰作《宇宙》，刻普勒的小说《梦》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当属俄罗斯近代文明的杰出大师罗蒙诺索夫。他既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创始人，又是俄罗斯现代语文的奠基者。这种科学与艺术的苦涩恋爱，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地持续了几个世纪。而科幻文学几乎是它惟一的结晶。
在文学领域，许多被视为“主流”的作家们都曾经尝试过科幻创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文风恢幽默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就创作了经典科幻小说《亚瑟王朝的美国佬》。在这部小说里，一个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铁匠梦游到亚瑟王朝的英国（公元六世纪），看到了君主制度的腐朽，贵族、骑士和教会人士的无知、贪婪。这个铁匠想通过工业革命、普及教育、建立民主制度等方式改变历史，甚至可以造出机关枪与古代武士们较量。
一九零八年，另一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也发表了一篇政治幻想小说——《铁蹄》。铁蹄是法西斯化的美国政府的代表。小说描写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大同的时代，发现了一份二十世纪美国工人运动领袖之妻的回忆录。记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位叫埃弗哈特的工人领袖与“铁蹄”斗争的经历。一生倾向社会主义的杰克伦敦用这部作品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
一九二一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创作了一个科幻色彩浓厚的剧本——《回复到密福沙勒的时代》（BacktoMethuselah）。密福沙勒是圣经中长寿者的代表，类似于中国的彭祖。这个剧本引用了进化的概念，描述人类如何从创世之初，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直至遥远的将来，所有人都变得如密福沙勒一般长寿。最后，到了公元二万多年，人类已进化至可以摆脱形体的束缚，而成为超然物外的纯粹心灵。
在前苏联，科幻小说被称为“整个文学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纯文学作家创作科幻小说的并不少见。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历克塞托尔斯泰。他创作的《加林工程师的双曲面体》解放后不久就被译为中文，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这部作品描写了一种类似激光的武器——双曲面体，其创造者加林工程师借以统治世界。小说创作于激光技术发明前二十多年，是颇有前瞻性的科幻作品。
德国著名小说家赫西（HermannHesse）在他的力作《玻璃珠游戏》（TheGlassBeadGame，1943）中表达了一个科幻式的主题——超人与凡人的关系。在这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中，作者试图深入地探讨一个近乎天才的心灵，如何追求智性上的超越和美感上的升华的漫长经过。超人题材是科幻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涌现了象《怪约翰》、《史兰》、《人外人》等优秀作品。《玻璃珠游戏》本身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超人题材的科幻故事，但却从侧面描述了超人所处的“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境界，在内涵上与上述科幻小说一致。
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安东尼伯吉斯于一九六二年发表了科幻小说《发条桔子》，这部作品借用了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描写行为学家用厌恶疗法改造少年犯阿历克斯的过程。改造后的阿历克斯成为内政部长的政治工具。发表桔子是英国的一种玩具，借喻阿历克斯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部小说被好莱坞著名科幻导演库布里克搬上银幕，成为经典科幻片之一。
一九六三年，曾以《桂河大桥》 享誉文坛的法国作家彼埃尔布尔创作了科幻小说《猿猴星球》。这部作品讲的是一只地球人考察队乘飞船来到某外星球，发现那里的智慧生物竟是猩猩，而那里的人类已经退化为野兽。地球科学家被猩猩虏获成为实验品，后经艰苦努力才证明自己是文明生物并得以逃脱。这部小说以卓越的讽喻手法描写了处在政治社会和精神激烈变动中的现代人类的命运。《猿猴星球》也是科幻小说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
各国著名文学家创作的科幻小说还有日本安部公房的《第四纪冰川》，德国阿尔诺舒密特的《卡夫》，美国威廉巴罗斯的《新星捷运》，库尔特冯尼戈特的《五号屠场》等。当然，在纯文学界和科幻小说界都被视为经典作品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一九八四》、《美丽的新世界》更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纯文学作家创作科幻小说或借用科幻式的题材、手法，主要是看中了科幻文学的表现力，即它可以表达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表现的人性问题或社会问题，但又不归于荒诞小说或鬼神小说，能为现代社会受过科学教育的读者所接受。
中国“主流”文学家在这方面也作过一定的尝试。三十年代，作家老舍创作的《猫城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在科幻构思方面表现的水准基本接近当时美国黄金时代的水平。
九十年代以后，大陆纯文学作家相继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或科幻色彩的小说。其中最出色的是部队作家乔良的《末日之门》。讲的是二零零零年，世界局势动荡不定。中、俄、印、日相继卷入大战。末日之门是一群国际恐怖分子制定的以网络为目标的计划。在该作品发表时，因特网刚刚进入中国，《末日之门》成为最早的网络小说的典范。
另一位部队作家朱苏进也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如《绝望中诞生》、《四千年前的闪击》等。《四千年前的闪击》讲的是一个科学狂人痛感现代人类萎缩退化，遂带着部下到北极圈内找到一具远古人类冰冻的尸体，取其尚有生命力的精子培养“优秀人类”。结果这个后代拥有原始人的记忆和野性，最终不得不派特种部队予以消灭。
以深入描写社会现实为特色的当代作家梁晓声也创作有科幻色彩的作品《浮城》，描写一个沿海城市与大陆断裂后，城内几百万人的处境。其科幻构思颇似日本著名科幻小说《日本沉没》。
当然，以上这些例子在文学界并没有成为潮流，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说明，不光是科幻文学需要走向主流文学，主流文学也需要从科幻文学中汲取营养。
科幻史上，如何调整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科幻界内部广泛争论的重要问题。“多年来，西方主流文化的拥护者一直对科幻文学冷眼相看，这是因为科幻文学在描述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过程中，无法全力以赴地满足对主流价值观的阐述。GKLEIN认为，只是在60年代之后，当‘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精英之后，少量科幻小说才在西方逐渐获得的较高的评价。而在中国，文化精英中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知识分子上千年来从来没有成为过主流，在一个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思维的文化里，以科学和探索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怎么可以成为主流的一员？”（吴岩《理论与中国科幻的发展》《转引自９７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
从这一现实出发，科幻作者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如何调整与主流艺术界的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形成了下面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科幻文学自有其特性，与主流文学全无关系。张系国便认为，科幻小说应该自觉地与主流文学划清界线。……这可以说是科幻小说家的“堕落”，企图占有主流的地位，所以才想要改这些名词。这“堕落”是反面意思，由次文化“堕落”回主文化去，对次文化本身的成员来讲，是一种倒退，甚至是种离“经”叛“道”现象。转引自黄海《最后的乐园》前言，台湾红狐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张系国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取消科幻小说自身特质的倾向的否定。“……一个小说家不能没有自觉的创造。他必须依内在的标准，全心投入创造，而不是去迁就另外一个标准，这样写出来才会是好小说。举例来说，写《沙丘》的赫伯物，他的小说写得不错，可是后来写《沙丘神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