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太平洋，波急浪涌。时时有热带风暴袭击中国大陆。威尔逊总统号，驶出黄浦江口，载着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期待，向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慢慢驶去。
洛杉矶，西临太平洋。早晨，蔚蓝色、金黄色交织着。黄昏，暮霭悄悄降落山头，风景是美丽的。威尔雪莉大街，是当时洛市最重要的一条马路，它从商业区的市政中心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豪华的商店、公寓、大楼，鳞次栉比，十分壮观。从好莱坞的新星到普通市民都喜欢来这里祥倘游览。
为了第十届奥运会，这座布局散乱的城市已经打扮起来，到处可见点缀奥运气氛的标语、彩带、气球。
当时，洛杉矶正笼罩在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之中，世界各地移民如潮水般涌人，更增加了城市的重负。这里人们的周薪平均才有17美元。偷盗、强奸、凶杀、诈骗随时可能发生。有人形容这座世界有名的大都会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它不断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吃惊。”
中国人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谋生，大概要追溯到1848年，第一批移民是来自广东的二男一女。他们乘“铁锥号”轮到达美国的西海岸。一下船，那位男子便直奔淘金的矿区，女人到传教士查理·吉勒斯皮家当佣人。自从来华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传说加州有大金矿，开采者一个早上就可变为富翁，于是高山崩坍了、太平洋干涸了，距离缩短了。贫困而急于求生的中国人便汇入世界淘金者的洪流涌进了洛杉矶一带。到了1851年，加州华人就达到2500人，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华人就有数万之众了。他们在那里采矿、修路、开饭馆、当佣人，受尽了歧视与欺凌。多少人在“东亚病夫”的咒骂声中被虐待而死。
第十届奥运会要在洛杉矶举办的消息颇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因为，远方的祖国会派人来参赛的，有机会让洋人们瞧瞧，国人并不是“东亚病夫”。可后来，奥运会就要开幕了，听说只是来了个观察员，他们大失所望。过了几日，又有信息说，参赛的中国队已经启程了，正在路途中。他们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等待着亲人的到达。
7月29日下午4时，在太平洋上颠簸二十五个昼夜的威尔逊号，在数百华人的欢呼声中抵达洛杉矶港。下船的中国队虽然只有两个人，那海外游子与祖国亲人相见的情感依然不减半分。刘长春乘上轿车，在美国警察的四辆摩托车引导和护送下，直朝唐人街开去。当时的场面十分壮观，闻声赶来的美籍华人排成了近1公里的长龙，为刘长春欢呼鼓舞，鞭炮声、锣鼓声、汽笛声、喇叭声冲天而起。接着是各界侨胞接连不断的宴请。宴席丰盛豪华，觥筹交错唯恐不能尽意，席间大家倾诉思乡之苦，祝愿祖国强大，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刘长春不胜酒力，更不胜侨胞的深情厚谊。
热情欢迎刘长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侨胞们，还有热情的美国人民。他们聚集在奥运村，一旦发现刘长春便欣喜地高喊：“China！”请他签名，问长问短。问他为何没有长辫子，喜欢美国人吗，将参加什么项目的比赛。刘长春常常被围住久久难以脱身。
刘长春尚未进奥运赛场，就尝到一点奥运精神的滋味了。
美国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在刘长春抵达洛杉矶市的第二天，美国报纸便登出了他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看看，这个小中国人明天如何跑法……”充满蔑视与嘲弄。这极不友好的话，大大刺痛了刘长春的心，但也更加激励了他全力以赴，赛出好成绩的决心。
8月1日，第十届奥运会男子百米预赛在美国观众的热情欢呼中正式开始，刘长春被分在第二小组第四跑道，发令枪声一响，各国好手奋力冲刺，刘长春也不甘落后，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终点的红丝带。20米、10米、5米，刘长春仍然跑在第四名。场上观众的狂呼似乎给刘长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体触及丝带的一瞬间，超过了前面一名法国选手。裁判报告他的成绩为11秒35。分组预赛结束后，按照规定只有前8名才有资格参加决赛，第8名的成绩为11秒02。刘长春痛失良机，国人为之扼腕。回国后，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宋君复总结了刘长春比赛失利的原因，认为失利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海上旅行容易造成身体疲乏，加上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就直接投入比赛，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致使水平发挥不足。
不管成绩如何，刘长春毕竟是我泱泱中华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的参赛改写了中国没有参加世界体育大赛的屈辱历史，打开了中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这对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无疑象征着一个新的开端。
继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又于1936年派出由牟作云先生带领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慕尼黑奥运会，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举重、拳击等项目的比赛。由30名队员和2名领队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德国后不久就感受到来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压力，代表团处处受到歧视，几乎不能参加首场比赛。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中国队除了付保卢获得撑竿跳高及格赛的参赛权外，其余项目一败涂地。
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当时对记者所说的，“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着中国说话的人，找有钱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虽然掌管着国民政府的金库，但就是不给体协一分钱。经过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终于开恩，施舍给体协2万法币，这点钱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不值什么。中国参加奥运会仍然面临着经费严重匮乏的困难，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断了12年之久的奥运会，这就是第十四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队和篮球队组成的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进会付主席张伯龄。出征之前，代表团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按照预算，此行共需15万美元，结果行政院只批了1．2万，赫更生和王正廷经过千辛万苦，从南洋华侨胡文虎（万金油老板）等人处募集到近3万美元。足球队还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走穴”，一方面挣取一些出场费，另一方面增加国际比赛经验。7月20日，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奥运代表团飞抵伦敦。由于缺钱，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校里，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没有人住奥运村的代表团。正式比赛开始后，代表团的伙食费也出现了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好成绩，篮球队和足球队先后被淘汰，田径选手也未能挤人决赛，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奥运奖牌为零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团启程回国时，连机票的钱都不够了，只得紧急向国内求援，后来还是找当地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
1947年，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后，新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前两个委员不同的是，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对国际奥委会的动向也很关心，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参加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其它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席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布伦戴奇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敌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中国发出邀请。这一恶劣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的义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影响，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于7月18日向中国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离开幕仅剩一天时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组团，派出了由荣高棠领队的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参加此届奥运会。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离闭幕只有5天时间！），只有吴传玉一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员得到了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成立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两年以后，席位问题又起风波。尽管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伦戴奇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当时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识破了布伦戴奇等人的阴谋，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
1957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