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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林彪叛逃丧命了，林彪的同谋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开始在国务院提出要检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人奉命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原政法干校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又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次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四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哨兵回忆说：一天，彭德怀问他：“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案犯”。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来新年。当时针指向12时正时，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2年3月16日，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实际，致命的癌细胞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做了止血处理。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拒收。联系卫戍区一师医院，又拒收。直至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彭德怀。彭梅魁和他的弟妹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
1972年底，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
信落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301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3个月加23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301医院十四病室的第五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按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十四病室5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按病情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与侄女彭梅魁见面。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两人领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见到病床上分离7年、过了6年囚犯生活、终于被摧残病倒的伯伯，一阵心酸，张着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彭梅魁。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不能多问多说。一会儿，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向伯伯挥泪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侄女。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301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沉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301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