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
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
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