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第十一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上）
写到这一章，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这个故事是怎样一周一周地逐步写出来的。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没有日记或文件可供写作这个体验的故事的基础。我在写作的时候，是随着心神的运行而写的。我不敢说定我一切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照神灵的指示而行的。然而检查一下我这一生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以及那些可以被视为最小的事情，要说都是遵照精灵的意志而行动，也不为过。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之信奉上帝是出于本意，而且由于我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我把这种信仰视为一种经验。然而，把信仰描写成为经验，可以说是等于窜改了真理。也许这样说更加正确些：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明我对上帝的信仰的特性。
我为什么相信我写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主意，现在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我开始写前一章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章的题目，但是我在写作当中意识到在我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验之前，我应该写一点象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题目也就改了。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关于我打算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哪些事情应该提，哪些可以略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有关的事情漏掉了，真理就受到隐蔽。而什么是有关的事情，却很难直截了当地作出决定，因为关于如何写法才算适当，连我自己都还不很明白。
今天我更加清楚地懂得，很久以前我所读过的说一切自传都不宜当作历史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我就没有把所有记得的东西都写下来。为了真理，谁能说我究竟应该写进多少、省漏多少呢？我在法庭上所提供的我生平某些事件的片面证据，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检查一下我已写成的几章，他也许会给这几章增些光辉；如果遇上一个挑剔的评论家，他甚至会把“我的许多矫揉做作的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以炫耀他自己。
因此这几章是否还要写下去，我倒有点犹豫了。但是只要没有人禁止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必须继续写下去。我必须遵循圣哲的名言：除非从道德上证明是错误，凡事既然开始了，就不应当半途而废。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取批评家的欢心，写自传本身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体验。目的之一当然是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一点安慰和回忆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愿望着手写作的。要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难德坚持他们的意见，这本书也许就写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那他们也应当分担责难。
现在还是谈谈题目以内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杜尔班的时候，也有英国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我并不为这些经验感到遗憾。尽管我有过那些经验，尽管我时常引起朋友们的不便和不安，我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而朋友们也很客气地同我相处。当我同陌生人来往而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责备朋友们。我认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同一个上帝，必须有足够的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同别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回避这种交往的难得的机会，而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欢迎这种交往，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无机会的影响。
所以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屋子虽然已经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他们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关于他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多谈一些。这些朋友们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泪纵横。不幸的是，因为我的缘故，她经受过很多这样的考验。英国朋友象家人一样亲密地同我住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留学英国的时候虽然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但是那时我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点象住在公寓里。现在情形颇为相反，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设备虽然都是西式的，内部的生活可以说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记得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确有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不太为难的，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就比在杜尔班多得多了。
第十二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下）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一度雇用过四人之多的印度职员，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这么多人，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它就不行，而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打字。我教两个职员，但他们一直不合要求，因为他们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个职员我想训练他当会计。我不能到纳塔耳去找人，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而就我个人的方便来说，我是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的。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似乎很难把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都应付过去。我很想延聘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给一个象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没有把握。不过我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我所认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给我找一个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刚刚从苏格兰来的。她并不反对自谋一种正当的生活，随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个经纪人便叫她来见我。她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坚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镑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现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关系，就象一个女儿或妹妹一样，而不只是一个速记员。我对于她的工作，可以说找不到什么错处，我常常叫她经管数达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许不单单是这样，她甚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诉我。她把最后选定丈夫的事也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享有为她主婚的荣幸。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就在婚后，当我工作上实在搞不过来了，只要找她帮忙，她无不应命而来。
然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