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