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9日到19日，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毛泽东从攻打大城市的幻想中迅速清醒过来，他冷静地认识到：依靠现有的革命力量，不要说占领什么大城市，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小县城都“吃不掉”，当务之急不是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保存革命的火种，待条件具备时再发动进攻。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前委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大家，起义军向萍乡方向实行总退却。
没想到， 9月25日，起义军误入了江西军阀朱培德重兵布下的包围圈，经过一番激战，毛泽东率领一支部队冲出包围，而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年仅22岁的卢德铭同志却光荣牺牲。
部队连吃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再加上4团2营阵前叛变，使大家的情绪更加低落。此时，敌人在后边紧追不舍，起义军只能边打边撤，一路上，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逃的逃，等到了三湾镇时，起义时的5000人马只剩下不足1000人了。
部队决定在三湾进行改编。
当激昂的军号把疲惫不堪的全军集合起来的时候，毛委员又神色坦然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他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当地老百姓常见的那种蓝布褂，腿上打着整齐的绑腿，脚上套一双草鞋，只是高大的身躯显得瘦弱单薄了许多。
“同志们，不要泄气，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都是娘生的，他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嘛！”
毛泽东几句轻松诙谐的话，使得大家又开心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神色一转，用激昂的语调，讲明了革命的意义和征途的艰辛，最后又鼓动大家说：“指挥南昌起义的贺龙同志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他当军长，指挥上万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还有两营人，还怕今后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从战场上杀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的一席话，重新点燃了起义官兵心中理想的火炬。会后，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把这支700人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党代表，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此后，毛委员带着这支军队，登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进军。
广州起义，我炮兵与美国“沙克拉明
号“、英国”莫丽翁“号军舰炮战
1927年12月，广州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
广东，这美丽的南国，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北伐战争的起点。许多革命党人对起义后革命的发展，队伍的去向都没有过多思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到广东去，再来一次北伐。
珠江码头。天阴得厉害，淅淅沥沥地下着牛毛细雨，宽阔的江面上水气迷蒙，挂着外国旗的舰船一队队在江面上随意游弋着。在外国浅水舰的夹隙里，停泊着一些简陋的木制渔船，其中一条小船的桅杆上，挂着白地蓝边的水纹旗，上面绣着一个醒目的“邮”字，外人一看，以为是一条普通的邮船，其实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起义行动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的地点。
船舱有1丈多宽，3丈多长，四周用帆布围得严严实实，只有靠船头的两个小玻璃窗里透出几丝光亮。
30多个人挤在船舱里，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这间黑咕隆冬的小船舱里进行着。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以及准备参加起义的军队主要指挥员张太雷、黄平、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
会议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主持，他压低嗓音，激动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我们关于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兴奋地鼓起掌来。
张太雷同志讲完这次起义的意义后，叶剑英同志又详细讲述了敌我之间的态势和起义的基本部署。他说：“本来，我们认为张发奎同情我党的处境和主张，是我们党可以依赖的左派力量，因此在他来广东时给了他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但没有想到，他把桂系军阀赶出广东，成为广东的霸主后，便翻了脸，不但不支持工农的革命运动，反而磨刀霍霍，也准备对革命进行镇压了。首先，他把我们党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武器全部收缴，据说还要对警卫团进行‘清理’，如果再拖延下去，我们党保留的这几支武装都会不战自亡的……”
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的一员悍将，曾经担任北伐军第4军军长。面对广东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他很快暴露出其反动的嘴脸，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血腥的镇压。
“现在，张发奎之所以没有解散教导团和警卫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极想在广东扩大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以便在随之而来的军阀争斗中处于强者的地位。情况紧急，我们恰恰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争取尽快起义……”
叶剑英说到这里，又转了口气，说：“此时起义，尽管有利条件很多，但困难也不少，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在广州市内不但有张发奎的军部，还有公安局、保安队等反动派控制的武装，白鹅潭里，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估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此外，已经迫近广州城的李福林部、薛岳部、许志锐部、缪培南等反动武装，本来是要同张发奎一决高低、争夺地盘的，一旦我们起义，占领了广州，他们就会调转枪口，趁城内大乱的时候向我们进攻。因此，即便我们夺取了广州城，也会陷入四面重围的境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会议最后选出了起义委员会的领导人，还确定了起义时间：12月12日。
然而，会议的第二天，情况突变，因为走漏了风声，张发奎准备立即动手解除警卫团的武装。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起义委员会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在11日凌晨准时举行。
12月11日凌晨3时许， 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首先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打破了拂晓前的沉寂，也发出了起义正式开始的号令。霎时间，在市内各街巷，各工厂厂房集结的数千名工人赤卫队员，像海涛般涌向各个预定战场。他们系着红布带，扎着红袖标，手执木棍、短刀，个个高喊着杀声冲向敌人……
广州城内的市民也都悄悄地趴在窗前，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称之为“红带友”的工人兄弟在街头上与敌人的大战。
两小时后，起义部队占领了全城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省政府和市公安局等重要据点被攻克，大部分街区已被起义军控制，四处都是赤卫队和教导团的警戒哨兵。
总指挥部里，这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叶挺指点着市区的地图，高兴地对张太雷说：“战斗进展顺利，大部分敌人都已消灭，剩下的被剑英指挥的教导团追击到观音山、五层楼一带，估计很快就会结束战斗……”
张太雷兴奋地说：“这太好了，可惜让张发奎跑了。对了，有许多赤卫队员没有武器，他们响应委员会的号召，正在几个据点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可是哪里有武器呢？”
叶挺说：“正好东校场军械仓库刚刚被我们攻占，各种武器都有，让周文雍同志带领他们去搬吧，尽快把没有武器的工人和海员武装起来……”
周文雍用军械仓库的枪支， 武装起一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
正在此时，总指挥部又接到报告，帝国主义的军舰，不顾我们的一再警告，悍然冲进港口，向我江边阵地和八旗会馆开炮。敌舰上的炮火不但猛烈，而且射程极远，几乎大半个城区，都能被敌人的炮火所笼罩。
叶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起义副总指挥叶剑英，希望他率领的炮兵连能火速赶到白鹅潭，阻止敌人军舰的恶行。
在这次起义中，炮兵连攻关夺隘，可谓战功累累。拂晓，他们首先配属教导团2营，用密集的炮火袭击了驻沙河燕塘的敌第4军炮兵团，将敌炮兵团的大部火炮摧毁，使敌人的抵抗火力大为减弱。但不幸的是，我炮兵连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敌炮兵团被消灭后，炮兵连沿珠江河堤返回广州市区，途中，得知英军防守的广九车站尚未攻克， 炮兵1排排长带一门山炮立即前往支援，用山炮准确地摧毁了英军的主要火力点，使得教导团6连顺利攻占了车站。下午2时，这个连又奉叶剑英的命令，迅速前往警卫团叛变的2连驻地， 用猛烈的轰击，将刺在起义军心头的这把凶刀铲除。然后又赶到肇庆会馆，击溃了在这里负隅顽抗的张发奎残部。
接到向敌人军舰进行炮击的任务后，炮兵于下午4时赶往白鹅潭。
此时，美国战舰“沙克拉明”号和英国战舰“莫丽翁”号，得知广州工农举行军事起义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尤其是得知他们驻防的广九车站和中央银行已经被起义军控制后，更是恼羞成怒。他们从白鹅潭逼近市区后，一方面用远程大炮向起义军指挥部和重要基地发射重型炮弹，一面在舰上组织海军陆战队，企图动用他们的舰载武装冲上江岸，配合反动军阀的围剿，重新夺回他们的租界。
炮兵连到达江边后，立刻构筑阵地，迅速测定了射击诸元，便用各种迫击炮向敌舰发起了轰击。
我炮兵连使用的多是85毫米迫击炮，这种炮的口径小，射程近，炮弹的威力也十分有限，在轰击土木建筑的地面目标时，人们也许觉得它威势赫人，但对于一艘用厚厚的钢板包�